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与濒临黄河东岸的石楼县紧连，地处吕梁山腹地，山高林密，四通八达，处于晋西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6年2月25日红军东征部队东渡黄河，经石楼进入交口，到4月27日离开，共在交口(交口1971年建县，当时属地分别归孝义、隰县、灵石)征战62天；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和中路军于1936年3月2日进驻交口，4月25日离开(其间曾三进三出)，共在交口驻扎42天，交口是红军东征驻扎时间最长的县，也是红军东征在山西建立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和战略支点，还是晋南区党委成立和驻扎地，晋西事变发生地及主战场之一。
红色交口，东征战略要地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东邻河北，北界察绥，南抵河南，西壤陕西，是西北和华北的中枢地带。既屏障着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又是我军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必经之地，是我党争取对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的理想通道。
东征山西，开创吕梁抗日根据地，可以与陕北苏区紧相依托，互为屏障，并以此为支点向外发展，向北可转进绥远，向东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交口县地处吕梁腹背斜的核部及其东翼，呈西高东低之势。西部为基岩裸露土石山区，平均海拔1500米左右，其中较为突出的高大山峰有高庙山、棋盘山人参坨挞、黄崖山等。黄云洞，海拔2054米，是交口县的最高点。东南部黄土丘陵区，区内黄土覆盖深厚，沟谷内常见有奥陶系石灰岩露出。平均海拔1200米，与灵石县界处的官桑园村前的双池河河床海拔为830米，是交口县的最低点。由于山大沟深，森林茂密，易于掩护，易守难攻，非常适合党确定的东征作战方式——游击战和运动战。
在东征初期，毛泽东就以伟大战略家和军事家的目光，把交口作为东征红军的指挥中枢和战略支点，计划以交口为中心在吕梁山区建立永久根据地。红军东征，全面渡河人晋以后，红一方面军在渡河不到十天的时间内，连续取得蓬门、关上两次大捷。并攻占了交口县，把交口县当作战略战役枢纽，作为东出要地。
在军事上，红军东征沉重打击了阻拦红军抗日道路的阎锡山军事力量，保卫和巩固了陕甘根据地，加大了蒋阎之间的裂痕，为实现联阎抗日开拓了道路；东征回师河西，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作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以交口为枢纽，指挥全局
红军东征前，陕北根据地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南面是杨虎城指挥的第十七路军主力，西南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北面是井岳秀部，东北面是高桂滋部，东面是阎锡山的晋绥军。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专门对付红军。红军东征人境后，以凌厉攻势、灵活战术纵横驰骋于山西境内特别是晋西、交口地区，所向披靡，重创号称拥有十万兵力的阎锡山晋绥军。据统计，短短两个月中，东征红军歼灭敌军七个团，俘虏敌官兵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火炮二十余门。红军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不仅迫使阎锡山将其调往河西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四个旅调回了河东，而且由于山西局势吃紧，在阎锡山的请求下蒋介石也把部署于陕南与河南的十个师调来支援山西，大大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为巩固和保卫现有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2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取得蓬门大捷后，先头侦察队进入交口县山神峪一带；稍后与从中阳凤尾、弓阳镇进人交口的红一军团会师于交口县的水头、大麦郊一带。2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说：“关上、水头之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该地东南西北各50里地区的群众工作。”1936年3月2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从石楼县马家庄出发翻越吕梁山进驻交口县水头镇后水头村。
大麦郊会议，决策东进
1936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大麦郊“城门里”院南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东渡黄河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研究制定了兑九峪战斗部署，参加会议的有随军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方面军首长等30余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王首道、郭述申等参会。
会后，毛泽东同志在给各军团首长下达任务时又强调指出，由于阎军向我逼近，如不打退阎军进攻，我们就无法立足晋西，所以我们必须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给阎锡山一个沉重打击，而后就可以兵分两路，各撒一网，宣传群众，扩充红军，筹集物资，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兑九峪会战的战略意图：既不是攻城略地死打硬拼，也不是消极防御，步步为营，而是要实施分兵发动群众，创立吕梁山根据地，在吕梁山区站稳脚跟，有计划地重创敌军，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
1936年3月9日，毛泽东来到冯家港村，住在冯枝旺院内。当时由于阎锡山的反动宣传，群众害怕红军躲到了山里。毛泽东立即派战士们把群众找回来，向他们讲解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蔼地告诉他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来到山西是要为穷人做主，是要到前线打日本鬼子，消除了群众的疑虑。
兑九峪战斗，重创阎军
1936年3月10日，毛泽东经西宋庄、赵坨垛、温泉，行程15千米来到了郭家掌村，住在郭维喜院内正中窑，与彭德怀等在村东南的金斗山指挥了兑九峪战斗。
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主力从南北西三面由东向西进犯至兑九峪、阳泉曲、柳湾一线的晋绥军杨效政第二纵队、李生达第三纵队发起了猛烈攻击。
战斗打响后，敌预备总队王靖国部、第四纵队孙楚部也赶来增援，总兵力达到15个团之多，人数和装备远远超过了红军，战斗从佛晓打到黄昏，整整一天，战士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战斗非常激烈。我军充分利用有利地势，以弱势兵力，紧紧咬住敌军，数次击退援军。红军击溃了敌人两个纵队，歼敌近3个团。
之后，鉴于敌众我寡，一时难以吃掉敌人的情况，红军主动撤出了战斗，阎军也撤至孝义、汾阳一带布防。
山西吕梁市交口县
大麦郊分兵，摆脱劣势
兑九峪战斗后，针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阎军急于寻找并包围我军进行决战的严峻形势，我军及时召开会议，以应对阎军的反扑。
3月12日，毛泽东在大麦郊主持召开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作出了红军兵分三路转战山西南北的决定：毛泽东亲率红军总部和特务团及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交口、隰县、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方面敌军；以红一军团全部及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主力组成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两个师为左路军，北上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并掩护红一军团南下。
这一重大军事决策对红军摆脱不利局面，掌握战场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称大麦郊分兵。(按过去一些资料说，在郭家掌分兵是错误的，因为在毛泽东军事文选记载的3月11日晚，毛泽东给前方的电报最后提到，“我们在大麦郊指挥”)红军兵分三路，使阎锡山一时搞不清红军主力行动方向打乱了阎锡山在山西一带与红军决战的计划。
发动群众，开挖“幸福泉”
193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来到西庄村，住在“麟厚堂”院内正中窑，一面指挥中路军抗击分路尾追而来的阎军，一面指导红军地方工作委员会在双池周边开展地方工作。地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凯丰、李富春，地方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扩红、筹款、赤化工作，先后打开了双池“万兴当铺”、石咀会“福庆长”杂货铺盐库，斗争了一批土豪劣绅，将粮食、食盐分给了群众，将穷人的典当物归还本人并当众烧毁了当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成立了双池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明志沟、侯家渠、韩家沟等党支部和苏维埃政权，明志沟党支部是交口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交口青年蹈跃参军，先后有1000多人参加了红军和革命工作，解学恭、赵家声(赵起)、冯克武、刘之聪、侯德长、郭万胜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组建了“工农红军晋西游击支队”(有别于1931年成立的“晋西游击队”)，支队长冯克武、政委马佩勋。马佩勋是山西孝义人，1931年5月就参加了晋西游击队，后渡河入陕，红军东征时又随军进入山西，是红军中唯一了解情况的当地人，双池周边的地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马佩勋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受凯丰委派到西庄村向毛泽东作了当面汇报。
红军进驻西庄村后，村内原有的一口小水井水不够用，为解决红军人马用水同时又不影响群众吃水，毛泽东指挥红军战士在村东沟内挖出一股清泉，此泉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引至双池、寺底村，供附近3个村近万人饮水，被群众称为“幸福泉”。
红军渡河东征，历时75天，转战山西53县，发动了“黄河沿岸十几个县的游记战争”，红军沿途积极“发动山西最广大的基本群众的抗日斗争和土地斗争，并把这两个革命结合起来”。在总政治部增设地方工作委员会，动员地方干部和游击队过河开展工作，人人做宣传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没收汉奸卖国贼与平日剥削同胞最凶恶的豪绅地主财产和土地分发给最穷苦的群众”。并注意政策界限，不伤害地主、富农应得的利益，注意搞好统一战线，用爱民、遵纪、廉洁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揭穿了阎锡山当局污蔑红军的种种谣言，粉碎了其蓄意制造的反动宣传。
“晋西会议”，建立统一战线
从1936年3月21日至4月25日，毛泽东及红军总部机关共在康城镇驻扎18天，其间曾3次离开又返回。在西庄和康城及石口期间，毛泽东出席了在交口县桃红坡镇上益千村(亦可能是双池云千上庄村或康城上仙村，各史料记载不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晋西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张浩、彭德怀、林伯渠、杨尚昆、陆定一等。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问题，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行动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返回了陕北，中央不再随军东征。毛泽东驻康城期间于4月18日召见了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让其转达我党及红军东进抗日、统一战线等三条意见，即：一、在绥远给红军让出十几个县，作为抗日根据地；二、如第一条不行，则在雁北给红军让一条路，红军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三、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随后郭从延安回到太原，向阎锡山转达了毛泽东的上述三条意见和亲笔信。阎锡山对第三条似有所动，为他后来联共抗日、联共拒蒋埋下了伏笔。
红军东征震慑了国民党营垒，加大了蒋阎矛盾，为实现联阎抗日开拓了道路。阎锡山经营山西数十年，一直同蒋介石抗衡，暗中与日寇勾结，而又不愿任何势力染指山西。红军东征，阎锡山吃紧，十万蒋军开进山西，明打红军，暗抢阎锡山地盘，不但不愿撤走，而且派出特务侦探潜入阎系军政机关，暗中颠覆破坏，蒋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毛泽东及时给阎锡山写信，指出蒋氏打红倒阎。毛泽东声明红军已回河西，但“北上抗日，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总有觉悟的一日”，表示红军愿与阎锡山“沟通两方，达成谅解，联合一致，抗日反蒋”。一方面红军极强的战斗力使阎锡山感到红军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另一方面日本侵略军入侵山西和蒋介石暗中倒阎迫在眉睫。在共产党和红军的积极努力下，阎锡山权衡利弊，结束了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在联日反共、联共抗日、抗日反蒋三者之间择其一，为后来我党与阎锡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牺盟会、抗敌决死队的成立，八路军进驻山西打下了基础，正所谓“不打不成交”。
路居石口村，毛主席挥师东征
1936年3月22日、4月7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在交口及晋西一带与敌人“兜圈子”期间曾两次路居石口村。石口历来为战略要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就筑有石阿城，是吕梁山交通要冲。1936年3月24日至27日，中路军在石口、水头等地与阎军孙楚部发生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36年4月14日，红十五军团主力转战晋中、晋西北，一个月后，回到交口大麦郊地区休整。之后，红二十八军也从石楼永和到达交口康城镇，与中路军会合。1936年4月2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由交口县康城镇经隰县庞派里、蓬门向永和县桑壁镇进发。4月27日红军后卫部队撤离交口，从康城镇向永和进发，5月2日，毛泽东从永和清水关回师西渡，5月5日红军全部渡过黄河，伟大的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红军还大量选派干部发展地方党组织和建立工农政权，仅在交口县就建立党支部8个、乡苏维埃政府8个、村苏维埃6个、农民协会5个，发展党员40余名，扩红1000余人，为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发动了群众，准备了干部，贏得了人心，积累了经验，为以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红军东征，虽然暂时未能实现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东出河北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但其所得的战果和影响重大，特别是在交口，设在大麦郊的红军东征指挥部，将革命火种遍洒吕梁山区及其整个晋西北。同时宣传抗日主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进而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它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序幕，作为由十年内战转向全国抗战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以其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功绩，载人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交口作为主战场同样功不可没。(卫彦琴)
来源《红色地名 100》中国社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