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山雄峙于重庆市北碚区嘉陵江温塘峡畔，山间白云缭绕，似烟非烟，早晚霞云，素有“小峨嵋”之称。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尚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党中央为了巩固人民政权，顺利地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决定仍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大区制度，于各大区所在地设立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共西南局成立于1949年7月，重庆解放后西南局进驻重庆，领导整个西南地区的恢复重建以及剿匪和进藏等工作，贺龙时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

山城重庆夏季炎热，但缙云山绿树成荫，凉爽宜人，所以当时在缨云山先后修建了48栋小楼，供西南局相关领导干部夏季办公和休养之用，每一栋都依据地形、景色而各具风格。贺龙院即是其中之一，其位于缙云山杉木园以北，紧邻石华寺，与刘邓旧居相距约300米，即现在的缙云山庄34号，是一座一楼一底、中西合壁式建筑，作为贺龙元帅的办公地和住处。

贺龙院的大门由两把菜刀造型的长形巨石构成，寓意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光辉历史。在小楼前的阶梯处立有一尊贺龙元帅半身戎装石雕像，满面笑容又英气勃勃，与真实的贺龙元帅十分神似。小楼因势造型，以翠竹环绕，苍松掩映，宁静清幽，竹林正中立有小亭一座，风过则竹涛阵阵，置身其中，颇有和自然合一的感触。有游客为表达对贺龙元帅的深深敬意，曾赋诗一首:“群峰稠叠径清幽，久仰元勋庭院游。老总戎装修翠柏，开山护树美名留。”

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贺龙非常重视这里的建设。1950年3月，他一到重庆办公，就指示说:“我们不仅解放了这座雄伟的城市，而且还要把它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贺龙元帅在重庆期间，主持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部署了西南地区的剿匪战斗，他与刘伯承、邓小平坚决贯彻中央“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历经一年有余，剿除土匪100余万人，安定了西南地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彰。在西南局工作期间，他还组织和筹划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和邓小平一道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藏方针，最终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在刘伯承、邓小平先后调中央工作后，贺龙在重庆全面负责西南党政军工作，遵照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部署，经常深人第一线调查研究并果断决策，使西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贺龙同邓小平等研究决定，要在重庆建造一座人民大会堂。他们请著名建筑师张家德先拿出一个设计方案，接着认真研究与审定了大会堂（后改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的设计方案和建设预算，并决定由西南军区派工兵部队担任施工任务。这一重大工程于1951年动工，仅用了不到3年时间，一座雄伟的建筑就矗立起来了。与此同时，贺龙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决定在重庆兴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供重庆市民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劳动人民文化广场，即今天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此后，又主持修建了西南博物馆（今重庆市自然博物馆）、大田湾体育馆和体育场，以及重庆市体委办公大楼等。这些建筑被人们称之为重庆的“六大建筑”，奠定了重庆在西南的政治地位，也为重庆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从建筑艺术角度来看，它们也是数一数二的精品。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上调中央。11月，贺龙辞别战斗和工作了5年的西南，离开了重庆，并立下一定要摘掉中国“东亚病夫”帽子的誓言。离开西南后，贺龙依然关心着重庆，在之后十年间多次来重庆视察。

贺龙与邓小平、刘伯承等先辈一道，殚精竭虑，基本完成了西南地区的战后重建、社会稳定及经济恢复等各项工作，对当时作为西南首府的重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日重庆的飞腾发展正是在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亲自规划指导下奠定的，他们的功绩值得代代重庆人铭记。

岁月在荐，几十载风云转瞬即逝，如今谱云山已经开发成为食、住、游、娱多位一体的景区，这些饱含着往昔故事的旧居依然存于繁茂的山林之中，铭刻着老一辈革命家不朽的历史功绩。这无疑是缙云山的一笔财富，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这里经常举办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各行各业的人们进行参观，重温红色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示北碚在革命岁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刘枚宇)

来源：《红色地名 100》中国社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