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一座气候湿润、温度适中、四季分明、环境宜人的江南小城。她被会稽山脉和龙门山脉合围环抱，浦阳江穿境而过，千万年的冲积和孕育，形成了肥沃的浦阳江河谷盆地和北部湖田湿地区，成为吴越人民世代繁衍栖息之地。

这是一片风水宝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昌盛、繁荣。跨入历史的长河，越王句践曾以此为根据地，卧薪尝胆、披荆斩棘，争得千秋霸业；越国女子西施，有沉鱼落雁之姿容，巾帼不让须眉，为家国大计舍身入吴；从公元前222年开始，诸暨置县，隶属会稽郡，此后除行政区域有局部调整之外，历代未废，是为中国最“资深”的县之一；从唐代后期开始，诸暨随着江南地区的日益发达而迅速勃兴，成为宋元明清时期名闻全国的江南重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诸暨锐意开拓进取，勇立时代潮头，再次达到鼎盛，名列全国百强县的前列。

越国古都，西施故里。这片美丽富饶、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经过千百年的繁衍发展，名人辈出，传奇无数，已经在诸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走进诸暨，你定会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古典韵味和现代之美。 

古都史话

诸暨市位于浙江省中部偏北，毗邻绍兴、嵊州、东阳、义乌、浦江、桐庐、富阳、萧山等县（市、区）。总面积2311.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30万人。

提起诸暨，很多人的直观印象是越国古都和西施故里。而真正造访过诸暨的人，也会被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所折服。走在大街小巷，从春秋战国直到清末民初，历史通过文物、古迹、名胜、饮食等一层层堆叠，印证着诸暨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发展轨迹。

从上古传说到历史遗迹

诸暨的历史从史前传说就已经开始沿袭，从女娲到黄帝、大禹，一位位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传奇人物，在诸暨留下了美丽的传说。美好的想象之外，一北一南两处考古遗迹，也真切地刻下了诸暨流传千百年的文化历史。

黄帝之女同山得道飞升，同山镇位于诸暨西南边界，毗邻浦江县，浦阳江从这里进入诸暨。同山，顾名思义，境内多山，且山貌大抵如汤江岩、日入柱山一般，山势雄奇，岩石兀立，古木参天，晨夕间紫气氤氲，如临仙境。日入柱山又称石柱山，相传为女娲补天遗石——如此看来果真是有几分仙气，《暨阳边氏宗谱》认为，此地属诸暨龙脉发源处。石柱山再往西不远就是浦江仙华山，浦江在汉代以前属于诸暨县域，直到东汉兴平二年（195年），“分诸暨西、南部分地入丰安、汉宁二县”，丰安即浦江。相传黄帝有个女儿名叫元修，曾先后在诸暨五泄、浦江仙华山一带炼丹修真。她修行不忘世人，时常采集灵芝、还魂草，炼制丹丸，普救众生。元修还把从母亲嫘祖那里学到的养蚕织布的功夫，传授给当地的百姓们，并织布做衣施舍给无依无靠的孤苦穷人。玄修的善行感动了天庭，终于有一天，玄修得道飞升。同山镇有仙过岭与仙人洞，意谓仙女玄修往来经从与休憩之处。

浮丘子五泄采药修真，华夏始祖黄帝，曾派浮丘子遍访名山，求仙问道。有一天，浮丘子到富春江向神医桐君子讨教修真之术，经桐君子指点，来到诸暨五泄，此地宛如天然山水画卷，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坪，二十五崖”，五道瀑布由山巅转折而下，蔚为奇观，山上奇花异草丛生，更有灵兽出没，浮丘子便在此地隐居修行，后终成正果。今五泄有会仙台、仙桃峰、仙掌峰，传说正是渊源于此。浮丘子采药修真，足迹踏遍了诸暨山水，今陶朱街道有浮丘村、隐仙山，据传亦与其有关。据《光绪诸暨县志》载：“刘家山头，村在（屏风山）溪北，亦称浮丘。田中一阜隆起，石骨嶙峋，名浮丘，其田曰浮丘田。或云，相传浮丘仙翁隐此，故名。南有隐仙山，与眉月山相对。山有隐仙石，石上有仙翁坐卧迹，下有仙翁庵。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建有浮丘亭”。浮丘公，据说成仙后，肩挑红白珊瑚，吹笙骑鹤，有撒豆成金之术。

大禹治水留足迹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据说这位华夏祖先也在诸暨留下了足迹。浙江境内，自古属浦阳江水患最多，故有“浙江小黄河”之称。相传大禹曾为治理浦阳江而来到诸暨。今王家井有山名了山，大禹治水，至此为“了”，意谓毕其功于一役，故名“了山”。后人为纪念大禹功德，又建“禹思亭”。清《光绪诸暨县志 山水志》载：“（浦阳江）北流经王家井，村在江东，有市，市旁有禹思亭，亭侧为道南书院。又北流经了山闸头，有了山渡，旁有了山亭”（卷5第12页）。清郭凤沼《诸暨青梅词》载：“一曲寒塘鸣佩环，十年五年水潺潺；青溪绿树多逢雨，樵唱声声出了山”。

这些美好的传说，有老百姓朴素的寄托成分，但从中也能传达出一个信息，即在远古的三皇五帝乃至更早时期，诸暨的土地上已经有了先民们活动的踪迹。

楼家桥遗址，上世纪九十年代，贯通浙江省南北的交通要道——杭金衢高速公路建设提上日程。浙江省考古所对路线规划沿线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诸暨市次坞镇楼家桥村发现了一些原始陶片，引起了考古所的高度关注。1999年春，楼家桥迎来了重要时刻，在村头地下沉睡了约七千年之久的史前古村落遗址重见天日。这是诸暨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也是浙江省内已发掘最早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之一，所处年代，大致与闻名于世的余姚河姆渡遗址早期相当。这个发现，把诸暨县域内的早期人类文明推进了一大步。

楼家桥遗址位于次坞镇楼家桥村东庙后山，地处诸暨通往萧山、杭州的重要通道，属于浦阳江支流凰桐江流域。跟诸暨很多村庄相似，楼家桥村口也有条河，当地老百姓称为诸萧河，在村东不远处汇入凰桐江，然后再向北流经数公里汇入浦阳江。由于受钱塘江大潮上溯影响，遗址部分区域经常被潮水淹没。省考古所专家先后三次对楼家桥遗址进行了发掘，总面积达1500平方米，专家推测遗址分布面积有2万多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堆积厚度为2至4米。根据出土的文物，可以认定遗址有不同时期的遗存，可见该地区虽然经常遭潮水侵袭，但先民们还是长期持续在这里安家生活。

楼家桥遗址总计出土各类文物约一千多件，今天，我们在诸暨市博物馆可以看到不少其中的文物陈列。从大类来说，可以分为原始陶器（片）、石器、玉器、骨器及动植物遗存，此外遗址上还发现了楼家桥人居住的干栏式建筑遗迹。

在出土器物中有一只扉棱三足陶鼎特别值得注意。这只鼎看似普通，实则意义非凡，其足部侧面有凸出的条状，所以我们称之为“扉棱足鼎”。

众所周知，鼎最早用作炊具，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祭器和礼器。这只陶鼎应当是诸暨先民们用来煮饭的器物，外观普通，但它的特别意义在于经过专业技术手段测定，制作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6700年前——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早期，而根据河姆渡等周边遗址的考古发现，鼎的出现最早要等到距今6000年左右，所以这只鼎可以说是长江下游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鼎，那时候河姆渡人仍然在用釜煮食，釜虽然也是炊具，但因为圆底而无足，所以必须安置在炉灶之上或是以其他物体支撑来煮东西，而同时期的诸暨先民们，已经懂得如何制造和使用更为方便的炊具，虽然只是器型的局部变化，但在早期人类早期文明史上却意味着很大的进步。

楼家桥出土陶器上的装饰丰富而生动，动物形象的雕塑和纹饰在楼家桥陶器上已经大量出现，如人脸、蜥蜴、猴、羊、猪等造型，栩栩如生。其中最特别的是发现了一件疑似“龙”造型的刻画纹饰。这件纹饰头部似某种兽类，圆眼睛，长角，躯干似爬行动物，四足曳尾，作腾跃状，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龙的形象。龙是华夏先民想象出来的一种充满神秘感的原始图腾形象，目前已知最早的龙形象，出现在北方地区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早期遗址中，但这件“龙”纹陶片竟然比仰韶文化遗址发现最早的龙形还要早四五百年，若这一点能够得以确认，可以说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龙纹造型，堪称真正的“中华第一龙”。从这些动物形象的雕塑和刻画里，我们足以看出楼家桥人不仅已经解决基本生存需求，而且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审美情趣。

楼家桥遗址还出土了一批动物遗骸，其中有猪、牛，以及犀牛、亚洲象、梅花鹿的部分遗骨。亚洲象与犀牛，属于热带动物，如今在华中、华东地区已经完全绝迹，这些动物遗骸的出土，说明当时诸暨的气候要比现在暖和不少。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并存，说明楼家桥人在原始狩猎方式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人工饲养动物，以保证充足的食物来源。而根据专业的土层成分分析，楼家桥先民已经开始人工栽培水稻，这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最早的水稻栽培痕迹之一。

楼家桥遗址上还发现了有规律分布的柱洞，并有承重的础石与木质构件，专家考证为先民们居住的干栏式建筑遗存，这与周边地区发现的河姆渡等其他史前遗址可以互相呼应。干栏式建筑类似于吊脚楼式建筑，可能是古越先民首创，它因地制宜，非常适合山麓沼泽地带的地理环境，因为诸暨常年雨水充沛，加上还有涨潮等因素，低洼地常年容易被淹没，或者变得泥泞不堪；史前社会时期，还有各种野兽毒虫出没，吊脚楼式的房屋既避免了潮湿泥泞，又能保证安全，是先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物质保障。

楼家桥遗址的重大发现，从中体现的史前文明，与以往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形态有联系又有区别，可能由此改写以往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些重要结论。

尖山湾遗址，尖山湾遗址是楼家桥遗址之后诸暨的又一大考古发现。尖山湾遗址位于陈宅镇沙塔村东南，毗邻浦阳江支流开化江上游的璜山江，是一块低丘谷地。2005年，因诸永高速公路规划将穿过遗址，省考古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发掘情况，判断为良渚文化同期遗存，距今约四、五千年。尖山湾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很多片保存尚好、花样繁多、工艺熟练的竹片编织物，竹篮、竹筐、竹篓造型特征明显，有些甚至还非常完整。看着这些精美的竹编器物，时间仿佛凝固了，四五千年以前的手工活，与今天诸暨地区还在使用的竹器几乎一模一样，先民的智慧和工艺水平超乎我们的想象。

尖山湾遗址还出土了一些木器，其中有一支十分完整的木桨。木桨是绍兴水乡史前遗址的一大特色，河姆渡遗址曾发现多支木桨，按照常理判断，有桨必有船，虽然在诸暨目前的发掘中还未发现古船，但在距离楼家桥不远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已经出土过完整的独木舟。船与桨的发明，可以让生活出现很多改变，一是可以捕鱼捕虾，开拓食物来源，二是船作为古时重要的交通方式，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对外交流。

通过这两个地理环境相似的遗址发掘情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距今5000-7000年前，诸暨这片土地上先民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依山傍水的原始村落里，男人们在河边磨制工具，打渔狩猎，这一天他们围猎到一只梅花鹿，于是他们用石制的工具分割鹿肉；女人们烧制陶器，打理家务，因为发明了新式的鼎，她们已经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垒起石头用釜来做饭煮肉，而只需要在鼎下添置柴火即可。由于工具的改进节约了劳动时间，空闲下来她们可以编织竹篮竹筐，以便存放他们日益丰富的食物。河水涨潮有时候会淹没部分低地，但是因为有干栏式建筑，而且住处临近山坡，足以保证他们的居住安全，而不需要像更早的人们那样为了食物和安全到处迁徙，这种定居状态的生活，是促使农耕文明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条件。诸暨大地上，文明的曙光已经显现。